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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迪:中国应对颜色革命的利器
来源:海疆在线 2016/12/08 16: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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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通过对中国分散规定的反颜色革命法的梳理,不难发现,一旦发生颜色革命或类似事件,中国主要依靠《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应对。

三年前,笔者发表《中国应积极保卫香港》一文,警告香港爆发颜色革命的风险。之后笔者大量研读了颜色革命理论之父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主要著作,发现颜色革命要成功的关键,就是用非暴力的方式逼政府用极度暴力的方式来镇压。一个国家要想在持续的颜色革命中借力打力,屹立不倒,就只有用非暴力的方式对付颜色革命,而最主要的非暴力方式之一就是立法。

颜色革命与政治诉求密切相关,组织、领导颜色革命的个人,往往会被认为是政治领袖,甚至这些人即便是在受到法律制裁后,也会被认为是政治犯,因而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声援和支持。在这种背景下,运用法律问题应对颜色革命,就是旨在将政治问题法律化,通过法律的方法解决政治分歧和冲突,努力淡化事件本身的政治色彩,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避免在国际舆论中陷入被动。这种努力方向,对有关颜色革命的立法模式提出了要求。

大体上说,立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集中立法的模式,二是分散立法的模式。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分散立法的模式,而不宜制定专门的《反颜色革命法》。毫无疑问,这部法律一旦被制定,便会有着很强烈的政治色彩。根据这部法律而受到制裁的人,便统统会被认为是政治犯,从而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显然与政治问题法律化的主旨相悖。

就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而言,中国目前有关颜色革命的立法,是否足以应对颜色革命呢?不妨从实质和形式两个面向,来对中国目前的反颜色革命法做一个梳理。颜色革命大多是以颠覆国家政权作为实质目的。针对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中国《刑法》第105条规定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此外,颜色革命大多与境外势力相勾结。针对这种情形,中国《刑法》第106条规定了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罪。此即谓实质面向的反颜色革命法。

然而,并非所有的颜色革命都与政权有着直接关联,尤其是,颜色革命的早前形态可能并不直接指向政权。对此,该如何应对呢?考虑到颜色革命通常采用街头运动的方式,因此,可以通过规制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来防止颜色革命的爆发。此即谓形式面向的反颜色革命法。

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据此,中国公民享有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但这只是一种抽象的权利。由于中国《宪法》目前并不具有直接司法化的功能,单纯依据《宪法》的这一条规定,并不足以使公民可以自行地集会、游行、示威。

为了明确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边界,中国先后制订了《集会游行示威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对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做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此外,针对违反《集会游行示威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的不同情形,《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作了相应的规定,构成了坚强的后盾。

该如何评价上述分散的反颜色革命法呢?就实质面向而言,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三个罪名,紧扣颜色革命的实质目的,对颜色革命具有较强的威慑作用。不过也要看到,这三个罪名隶属于刑法分则第一章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因而仍然有着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当然,这也是无可避免的。

就形式面向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处罚和《刑法》规定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有关罪名,有助于淡化事件本身的政治色彩,这是值得肯定的。并且,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的相关内容。反映出中国目前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采用了一种严格压制的态度。

应当说,对于预防颜色革命而言,这种严格压制的处理方式,无疑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根本性方法。但是,必须考虑到,这种严格压制可能无法得到长期的贯彻。一旦这种压制被冲开,《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相应规定,是否足以应对此起彼伏的街头运动?

通过对中国分散规定的反颜色革命法的梳理,不难发现,一旦发生颜色革命或类似事件,中国主要依靠《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应对。由此可见,中国的反颜色革命法具有强烈的刑事化的色彩。在这反颜色革命法刑事化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政府本位的思路。换言之,立法者将政府视为颜色革命的唯一受害者,从保护政权的角度立法。但事实上,颜色革命的爆发,不仅会危害政权的稳定性,也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强烈的冲击,危害一般社会公众的权益,比如香港占中使香港商业经营者蒙受了数千亿港币的损失,应该给予他们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不受颜色革命的伤害。

夏普将颜色革命定义为非暴力战争,将其推翻政府的方式称为非暴力武器系统,其最追求的效果就是逼使政府用极端暴力的方式来镇压。因此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非暴力武器系统来应对,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法,将政治问题法律化,刑事问题民事化,用法律武器将广大经济利益和权益受到颜色革命伤害的民众和机构武装起来。中国政府应转变思路,从政府本位转变为社会本位,让反颜色革命成为一场人民战争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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